《盐的故事》里，维夏作为一个从红色中国来的、年轻的外交工作者，应该是什么样的形象呢？
其实中山装白衬衣应该是标配，西装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唯一的一点例外是，如果他们能从巴基斯坦（参见基辛格秘密访华的路线）之类的地方秘密到美国打前站，为了进美国不扎眼，可能能从哪里翻出几件西装来。而这件合体的西装，和他为了在美国不扎眼而临时穿上的西装，是绝对不可能带回国内去的。
但尽管是这样，维夏还是收下了这些麻烦的礼物。他说的“不知道”，楼诚的确不知道——后者试图用逻辑和常理去解决一些问题。殊不知那个年代，恰恰是没有逻辑和常理的。
72年的中国可能是什么样子，安东尼奥尼拍了——然后这成了73年ZEL被大批斗的罪证之一（前段时间在西单的一家餐厅吃饭，糊墙的壁纸恰好就是批判《中国》大高潮那一段的，感觉非常荒谬滑稽，从工人农民到守南京大桥的战士，都来写一笔）。
72年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，可能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说出来。我很庆幸我不知道——但另一方面，我们得知道，才能不忘记其中的荒谬和残酷。但每当鼓起勇气想要再去深挖一点，我就被吓回来，整夜整夜地做噩梦。
所以我还是做了一件其实过于一厢情愿的事情：在我这里，我一厢情愿地相信维夏把那双鞋穿了回去，定做的白衬衫没有任何外文标识，维夏是个机灵孩子，手套的商标他回驻地后就剪掉了。那张照片明台会看见，虽然看见之后父子俩一起把它烧掉了。王天风的手表因为太旧，几经修补，已经看不出来瑞士痕迹，可以一直陪着他们，谁有重要外事场合就戴出去。而明楼送的钢笔和表，可能会埋在北京某处的地下藏着，等到76年的时候，嘉卉从山西回来，带着它和无数中国的青年或不再是青年了的人们一起，去参加中断了十年的高考。
而最重要的一点是，我相信维夏的那个同事没有告发他私自在外留宿。这成为一个善意温柔的秘密。
那个时代里，一点温情和善意可能不知什么时候就成了别人扣在自己脖子上的刀，但我希望它还在。
大概就是这样。
